古装加奥运加喜剧、谢娜加刘璇、孙兴加喻恩泰……凭借这些别出心裁的奇怪组合，让正在全国各地大热播出的《壮士出征》“笑”果十足。全剧由清政府曾获首届奥运会邀请函的传说出发，幽默演绎奥运故事。这一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专家却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七月底，广州综合频道将安排播出这部剧，感兴趣的观众不妨先来了解相关背景。

    中国和奥运结缘始于何时？目前普遍流传着这样的观点——清代光绪年间、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在雅典召开之前，清政府曾接到“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邀请函，但因光绪、慈禧、李鸿章及满朝文武不知“奥运”为何物，未予回复，以致中国与奥运擦肩而过。长期以来，此观点被频频引用。然而，这封传说中的邀请函至今下落不明。一些专家经过缜密考证，从当时的世界格局，西方体育最初的狭隘认识，李鸿章的政治地位等角度切入，提出全新观点，认为那封神秘的邀请函其实子虚乌有。

证据一：找不到可靠记载

    据研究奥运历史的学者李辉考证，此观点最早见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田径赛小史》一书。据李辉介绍，十多年前，他翻阅此书时，不仅见到了记载邀请清政府参加第一届奥运会的文字，文字下方，还有董守义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眉批：“有可能，但还未找到根据。”这本仅32页的小册子作者是阮蔚村，由天津体育周报社于1933年出版。

    在书中，阮蔚村这样写道：“雅典奥运会之前，中国政府接到驻华公使通牒，当时为李鸿章主阁政，因为此际中国朝野上下，尚不知田径为何物，所以对法使的通牒几乎没法答复。”然而，这段话并没有标明出处。

    中国体育文史委员会委员、天津体育史专家兰凤翱曾翻阅过早期的《津京泰晤士报》和《北支那每日新闻》以及清德宗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的往来札，均未发现相关记载。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查阅了李鸿章1895年期间的所有奏稿文献，发现在1895年1月20日到12月29日的一年时间里，奏稿只有7篇，没有关于奥运会邀请函的任何记述。他接着查阅《李鸿章年（日）谱》，了解1895年李鸿章的主要活动，也未发现曾收到过邀请函的记载。而李在1895年的所有765份交往电稿中，同样未见有关奥运会的内容。罗时铭又查阅了薛福成《出使公牍、奏疏》中有关光绪二十一年的资料，以及樊书华等人的《中华近世通鉴·外交专卷》资料，均未见到有关此事的任何记录。

    国际上对此邀请函也无确切记载。在1894年至1896年期间任法国驻华公使的施阿兰曾写过《使华记》一书，主要记载他在中国担任公使的经历，书中记录的事情基本发生在1893年至1897年期间。在《使华记》中，施阿兰对此事只字未提，甚至全书中没有一件和体育有关的事情。而中国体育博物馆原馆长谷丙夫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国际奥委会设在瑞士洛桑的总部时，专门询问过这个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无证可查。

证据二：李鸿章不可能不知体育为何物

    关于清政府未予答复的原因，有人说是清廷包括光绪、慈禧、李鸿章等满朝文武均“不知‘奥运’为何物”，还有些说法则是“不知‘体育’为何物”，或“不知‘田径’为何物”。这些说法，专家学者认为最难成立。

    李鸿章并不是对近代西方体育完全陌生的人。身为洋务领袖，早在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后，李就开始“效法曾国藩开设幕府，延揽人才，救时匡国”。他分别在上海和南京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参与筹建“天津机器局”。1870年9月起，李鸿章开始担任直隶总督长达25年。天津和上海都是中国近代体育兴起最早的区域，上海的圣约翰书院早在1890年就开始举办学校运动会，而天津1895年时已有篮球运动。这些都足以说明长期在津沪两地生活的李鸿章不可能对当时的西方体育星点未闻。

    在李鸿章的幕府中，还有众多洋人和留学生。他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最晚在1894年，学生便已广泛接触足球、跨栏等运动。对于李鸿章而言，不知道“奥运会”这个名词尚有可能，但丝毫不懂西方体育则难成立。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李鸿章因公务繁忙而忽略了邀请函,并错过了回复时间？专家的考证也是否定的。
 
    专家提出，自从李鸿章1895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以后，便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受到全国一致声讨，地位一落千丈。史料载，从1895年7月李离开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宝座起，到1896年2月李接受出访欧美的重任止，一直“赋闲京师”。在此境遇下，如果接到顾拜旦的奥运会邀请函，李鸿章不可能不向清政府报告，或向亲朋好友透露，以显示自己依旧保持的显赫地位。

    李鸿章1896年2月出访欧美时，随员中有几位外国朋友：俄国人柯乐德、德国人德璀琳、法国人穆意索、英国人赫政和美国人杜维德。除俄国外，其它四国均有选手参加首届奥运会。而俄国虽未派人参赛，却是国际奥委会成立时的12个成员国之一。李鸿章在和他们长达几个月的游历中，不太可能只字不提奥运会邀请函之事。

证据三：中国当时国际地位低下

    专家认为，即使抛开李鸿章的个人因素，单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看，收到过邀请函的说法也值得怀疑。

    中国的近邻日本直至1909年才第一次接到奥运会的邀请函，但在此之前，日本对西方开放的步子比中国快，同西方交往也较中国频繁。而当时的中国，除了军事惨败，政治腐朽，外交软弱外，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还是头上盘着辫子、嘴里吸着鸦片的“东亚病夫”形象。相形之下，第1届奥运会没有邀请当时强盛的日本，而给落后的中国发函，有悖常理。

    罗时铭教授还提出，尽管1894年国际奥委会已经成立，并决定1896年在雅典召开第1届奥运会，但始终面临各方面重压。例如，法国射击运动员因不承认国际奥委会监护权而拒绝参加奥运会。法国体操协会则表示，如果德国体操运动员去雅典，他们就抵制。这些都说明，对于范围广大的世界来说，奥运会尚未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当时的希腊经济几乎崩溃，希腊政府1894年秋发表声明，称因预算困难不能承办第1届奥运会。后来由于顾拜旦不懈奔走，赢得希腊王储康斯坦丁支持，希腊奥委会才于1895年8月正式对外宣布第1届奥运会的举办日期。因此，希腊政府邀请的所谓“各国”，极有可能只限于欧美少数国家，而不包括亚洲国家。理由很简单，当时的希腊和中国还不存在正式外交关系；而前3届奥运会实际参赛的国家，始终没有亚洲国家。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体制改革处处长李辉也认同这一观点。据他介绍，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希腊王储康斯坦丁王子在组委会成立的致词中提到，复兴奥运会的努力表达了“我们使文明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愿望”。结果，除希腊以外，有12个国家的“文明人”参加了比赛。这些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智利、丹麦、法国、德国、大不列颠、匈牙利、瑞典、瑞士和美国，这也说明奥运会当时的局限性。

    李辉还说，与当代奥林匹克运动掺杂进官方因素不同的是，1896年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是非官方的，是由接到组织者邀请、又对其感兴趣的体育协会，而非国家机构组织的。1895年的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组织，所以奥组委直接给清政府寄发邀请函不太可能。